母亲 走了，爱没有离开

母亲走了，爱没有离开

许多人都知道舟舟，他是世界著名的残障指挥，有着非凡的音乐天赋却只有三岁孩子的智商。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，舟舟的母亲身患癌症，为了舟舟，她支撑了12年。

一双拖鞋的回头

1994年3月，43岁的武汉市机床厂厂医张惠琴确诊了乳腺癌。这一年舟舟16岁，因患有21对染色体综合症，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商 。她想一死了之并决定将舟舟一起“带走”，偷偷买了两瓶足以迅速致人死亡的毒药。

当张惠琴回家时，舟舟像平时一样对张惠琴大喊一声“妈妈”，他弯腰在地上摸索了半天，确定了哪双拖鞋是妈妈 的，赶紧递到妈妈脚下。张惠琴心里百感交集，在这一刻她决定为舟舟好好活下去。

从此，张惠琴开始教舟舟数数。从1教到5学了2年，他还记不全，正在这时，张惠琴偶然发现了舟舟对于音乐的于才感受力，她终于找到了适合舟舟的生存方式。舟舟4岁时，张惠琴生下了女儿小悦，从女儿懂事起，她就几乎天天对女儿这样说：“小悦，哪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就归你照顾哥哥了。

母爱让舟舟成才

1999年元旦前夕，中国残联特邀舟舟参加残联举办的春节晚会，在好次晚会上，舟舟将自己的音乐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受到钱琪琛、吴仪、邓朴芳等领导人的好评。残联主席邓朴芳拥抱着舟舟，深情地说：“一切生命都是伟大的！”2000年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美前在北京21世纪剧院汇演，江泽民、胡锦涛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。舟舟的指挥获得了全场雷呜般的掌声。

张惠琴病退后每月工资只有300元。为了挣钱，张惠琴不得不拖着病体在两家私人诊所打工。后业，张惠琴双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在江汉大学门口卖起了银耳和绿豆汤。为了省钱，她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，只吃一元钱的面条。她要为舟舟尽可能的多攒一分钱。

2002年7月，舟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《我的梦》公益演出，当主持人请舟舟讲几句话时，舟舟突然闭着眼睛，显得很伤心的样子说：“我有一个好大的妈妈！她有病了，我要赚钱帮她治病-----”由于语言障碍，舟舟将“伟大”说成“好大”。这时，这位伟大的母亲第一次向公众讲出自己有8年癌证的病史，而且生命对她来说己为时不多，台下的观众不禁惊呆了！几秒钟后，全场突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-------

最后的教导是感恩

张惠琴的癌症己扩大为淋以巴癌、骨癌，她经常感到无法呼吸。她无法想象自己死后，舟舟孤独绝望的感受，她一定要教会舟舟学会面对妈妈的离开，张惠琴从舟舟最喜欢的游戏——打手机入手，一次又一次告诉他，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，你要学会给妈妈打电话，她拿着手机放在舟舟耳边，说：“就像这样子，你看着天对妈妈说话。”舟舟说：“妈妈好好，今天天气好。”张惠琴流着泪点头，舟舟继续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演出了，有人送给我一个蛋糕，给你吃。”

妈妈告诉舟舟，爱你的人死去并不代表着离开，更不意昧着遗弃。爱你的人与你同在。舟舟听着，他听不懂，但他分明是听懂了。

2006年5月27日，张惠琴在武汉市161医院辞世，去世前，张惠琴己经与武汉市红十字会眼库签订眼角膜捐献志愿书。她的志愿书是这样写的：舟舟是在社会的关爱中成长的，我也要回报社会，帮助那些失明的人。之后，张惠琴的两只眼角膜分别被植入两个患者眼内，她们将承继这一份大爱继续生存。在角膜送往深圳前，舟舟没有哭，但他分明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，他只是一遍遍仰望天空，举着手机，对着天空喃喃自语。

这个世界上最疼舟舟的人去了。或许，这位慈爱的母亲在天堂里目光仍熠熠生辉，注视着舟舟。

校长级对话

中央电视台“对话”栏目曾播出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和耶鲁大学校长莱文的对话。

在谈话的过程中，主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大学生到大学来，最重要的三个任务是什么？许智宏回答说：“第一，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。第二个应该是学会怎么做人，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人品，基本的道德修养。第三个必须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。”而莱文校长的回答是：“首先，对学生来说，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。第二点是学习，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，但你需要学习、读书，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。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。”

许智宏校长所说的第一点是“学习”，但究竟如何学习，他没有谈及；第二点是“人品”和“道德修养”，但做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，他语焉不详；第三点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强大惯性：个体应当服从于集体，个人应当服务于社会，而没提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自由的伸展。

相比之下，莱文校长的回答颇具个性：他把“怀疑”作为一个学生最重要的素质，科学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；他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，自己控究真理的所在；他还指出，任何结论都必须是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得出的，而不能拾人牙慧。

这场对话中更吸引我的是另一个内容：主持人请两位校长分别选出自己学校毕业的五位最优秀的毕业生。

在许智宏列出的名单是：“第一位是季羡林教授，他主持北大东方语系。第二位是侯仁之先生，搞历史地理学的。第三位是王选教授，中国汉字激光照排的创始人。第四位是周光召先生，理论物理学家。最后一个是李政道先生，北大的兼职教授。”

莱文校长的答案是，比尔克林顿，乔治布什，希拉里克林顿（是美国从政女性的杰出代表人物），乔纳森斯宾塞先生（一位中国史学家），梅丽尔斯特里普（一位活跃在英语电影戏剧舞台上的最伟大的女演）。

针对两位校长的名单，现场的另一位嘉宾评论说：“我注意到有一些差异，比如说北大的这个名单上面，五位都是学者，在耶鲁这个名单上，就有政治家、科学家和演员，比较多样化，在北大的名单上五位全都是男性，在耶鲁的名单上则有希拉里和梅丽尔斯里普两位女性。”其实，两个名单的差别并不仅仅是“代表性”，更深刻的差异在于两位校长对教育、文化、历史及人生的理解。且不说许智宏列出的第一位人士季羡林教授根本不是北大的毕业生，而科学家李政道，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，得益于美国的大学制度和学术自由，跟北大并无太大的关系。

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业生？我相信，每一个北大人、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不同的答案。而不同的答案背后折射出来的，则是不同的价值观及对民主、自由以及学术和文化的不同理解。

静谧中学礼仪

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公共场所，家长们对子女经常要做这个动作：将右手食指放在嘴上，“嘘-----”这时，哪怕最好动的孩子也会立刻安静下来。

其实，从孩子伊呀学语起，澳大利亚的家长便开始了“公众场合不能高声大嗓，以免影响他人”的教育。

有一次，我到华人聚居区的坎布斯图书馆翻看《小熊维尼》画册，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趋前对我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小得近乎耳语，我听了两遍也没有明白。“这本书您看后请交给我。”也许是他重复时稍稍提高了嗓门，他的妈妈立刻就做了一个“嘘-----”的表示，男孩当即缄口，改用手势，直到我明白为止。

这种场合在澳大利亚随处可见，记得刚刚落户悉尼郊外的一幢公寓楼时，我进进出出常爱哼唱。那日，正哼唱着《铃儿响叮当》走下楼梯，却见楼下的英裔老太太惊异地从屋里探 出头来，随即，她腋下又钻出两个好奇的小女孩，这时，我方才醒悟：“吵着邻居了。”

难怪老太太惊诧，虽是近邻，但平日里，我们绝对听不到好那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女高声说话（当然也包括她），除在草坪上追逐玩耍时“放声”外，其余时间竞如“人间蒸发”似地稍无声息，就连晚上看电视也是只见电光闪，不闻人语声。据老太太说，为使孙女养成良好习惯，她把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致孙女的“行为礼仪”张贴在自家的墙上，要求两个孩子参照执行。这些条款多达32项，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里面有关“声音”的规范，比如“就餐时，咀嚼食物尽可能闭合嘴，不发出大的声响，不高声说笑，不可嘴里塞满食物同时说话”；“进入安静场合脚步要轻，避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，咳嗽或动作发出很大的声音”等等。

如此的家教，使“公共场所高声说话会侵犯他人权益”的观念，逐渐融入孩子的生活。

某日我们在“麦当劳”就餐，只见一排孩子正举行生日宴会。温馨的祝福，美丽的蛋糕，摇曳的烛光，尖尖的生日礼帽，花朵般绽放的笑脸，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但有趣的是，联欢会没有“响”声，孩子们用手势和眼神“交谈”着，还不时以水代酒碰杯祝贺，偌大的餐桌上竟听不到什么声音，如果不是服务小姐邀请在场的顾客与他们同唱生日歌，祝贺“小寿星”的生日，你会误认为这是一群“聋哑”孩子呢。

由于成年人的言传身教，孩子们一旦被噪音“侵拢”，也知道自我保护。

年初，我们那条街上搬来一户韩国人，为庆祝乔迁之喜，他们在自家花园里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露天聚会，远近的韩国侨民带着礼物前来道贺。主人殷勤，客人高兴，大家在屋后的大草坪上载歌载舞，喝酒聊天，谁知晚上10时刚过，便听到尖厉的警笛声由远而近，警车抵达后，韩国人因“噪声污染”影响左邻右舍的正常生活，被带以警署罚款，并写下保证书后才被放回。事后得知，原来是韩国人的小邻居、12岁的孩子查理报的案：“我明天清早公平要上学，你侵犯了我的休息时间，我不能不管！”